稅收籌劃是一種融戰略規劃、經營模式、商務結構及管理方式為一體的，旨在降低稅務成本與納稅風險的智慧型行為。企業的戰略管理與納稅規劃直接關聯。納稅規劃要放到企業管理的全局高度和整體范疇上來。

基于融資角度的納稅規劃

稅收作為企業一項固定的成本支出會直接導致企業現金流入的減少，從而會影響公司的融 資決策。可以說，在沒有稅收的理想情況下，各種手段都是一樣的，是稅收使得企業對特定的融資手段產生了偏好。不僅如此，還將改變企業的融資限制條件；而由于偏好不同，這些限制就會在企業的決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要充分考慮稅收因素。資本結構決策的一般規律是：當息稅前投資收益率高 于負債成本率時，企業往往會逐漸增加負債的比重，這時可以繼續發揮財務杠桿作用；而當息稅前投資收益率低于負債成本率時，由于負債融資產生的負效應，企業往往會逐漸減少負債的比重。融資決策還要充分考慮還本付息問題。一般金融機構貸款其核算利息的方法和利率比較穩定、幅度變化較小，稅收空間不大。而企業之 間的資金拆借和內部集資在利息計算和資金回收期限方面均有較大彈性和回旋余地，從而為籌劃節稅創造了有利條件。

基于投資角度的納稅規劃

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國的公司所得稅制度中，激勵投資的稅收政策大多集中于加速折舊與 投資抵免制度方面。“喬根森模式”的研究表明，美國公司所得稅制中的“加速折舊法”和“投資稅收抵免規定”對美國的總投資有相當顯著的經濟效應。戴爾·喬根森教授于1967年對美國總投資的研究證明：1963年美國制造業凈投資中的40%應歸功于1962年引進的7%的“投資稅收抵免規定”。投資補貼是國家對鼓勵范圍內的企業投資給予政府補助的一種投資鼓勵制度，比如對高科技研發投入的政府補助，這種制度對投資的激勵作用更大，但往往對投資者的身份、投資 范圍等規定許多限制性條件。

通過對稅收對投資行為的抑制作用和激勵作用的分析可知，稅收對投資行為的綜合效果取 決于投資報酬率與投資資本的使用成本兩方面影響力的強弱對比。這里只是靜態分析了稅收制度和所得稅政策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揭示了所得稅稅率和優惠政策對投資可能產生的激勵效應或抑制作用。經濟實踐證明，企業的投資行為是一個復雜的財務決策過程，它不僅與稅收制度和產業政策有關，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 業對未來宏觀政策、盈利水平、現金流及經濟發展狀況的預期，這種預期的存在，不僅增加了企業投資決策的難度，而且也很難對企業投資行為作出精準的評價。但不容忽視的是，稅收對投資行為的影響是顯著而有效的，國家可以利用稅收對投資的影響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引導資源在不同產業及區域流動，以實現資源的合理 配置。因此，世界各國都很重視稅收對投資行為的調節作用。

【案例】某企業目前有1 000萬元的閑置資金，打算近期進行投資。其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投資國債，已知國債年利率為4％；另一種選擇是投資金融債券，已知金融債券年利率為5％，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請問從稅務角度看哪種方式更合適？解析：

方案1：若企業投資國債，則：投資收益＝1 000×4％＝40（萬元）；根據稅法規定國債的利息收入免交所得稅，所以稅后收益為40萬元。

方案2：若企業投資金融債券，則：投資收益＝1 000×5％＝50（萬元）；稅后收益＝50×（1-25％）＝37.5(萬元)

所以站在納稅角度考慮，選擇國債投資對于企業更有利。

基于利潤分配的納稅規劃

從公司層面看，由于利潤分配只能在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后進行，公司向股東支付的股 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款項是不能在計算公司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的，因此，公司在此環節自身不再涉及所得稅納稅義務。但是，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例如當年利潤是否分配以及分配多少、如何分配等，卻會影響到股東的稅收利益，因為股東對其股利收入負有繳納所得稅的義務。在相關稅收法規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分 配利潤的公司將負有代扣代繳股東因其股利收入而發生的所得稅義務。

從股東層面看，從公司分回的股息、紅利，作為其收入的一種形式，屬于所得稅的征稅范 圍。法人股東的股利收入要依法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個人股東的股利收入要依法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樣一來，公司分配的股利部分，實際上要面臨雙重的所得課稅：一重是在公司層面，公司在其納稅年度終了后，要依法就其當年的應稅利潤繳納公司所得稅。利潤分配是在公司繳納所得稅后，對其所得稅后的利潤進行的分 配。另一重是在股東層面，如上所述，股東要依法就其從公司分回的股息、紅利收入申報繳納公司所得稅或者個人所得稅。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經濟性重復征稅。

【案例】某股份制企業（非上市公司）2009年未分配利潤總額為5 000萬元，經股東會討論在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積金之后，準備把剩余的4 500萬元用于股利支付。現有兩種股利支付方式：一是發放現金股利；二是發放股票股利。企業現金流量狀況良好，企業股東全部為自然人股東。在選擇哪種股利支付方式上，董事會成員進行了充分討論，討論結果是選擇第一種股利支付方案。原因如下：

第一，企業現金充足，無論哪種股利支付方式均不會帶來企業現金流的不足。

第二，企業無論發放現金股利，還是股票股利，均不涉及稅收問題。

第三，對于股東（自然人股東）來說，無論何種股利支付方式，均需繳納20%的個人所 得稅。在現金股利分配方式下，取得現金股利凈收益3 600萬元（4 500－4 500×20%）；在股票股利分配方式下，未取得任何現金流，卻尚需為此繳納個稅900萬元（4 500×20%）。

因此在公司利益未受影響的情況下，基于股東稅后利益最大化考慮，企業最終選擇了現金股利支付方案。

基于企業重組的納稅規劃

企業重組是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重組行為的發生伴隨著資源的流動和產權的轉移，該過程無法避免的稅收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1）資產轉移中的流轉稅問題。現行稅法規定，以無形資產、不動產投資入股，參與接受投資方利潤分配，共同承擔投資風險的行為，不征收營業稅；在股權變動時，根據其是否確認股權轉讓收入決定是否對其征收營業稅；企業整體產權轉讓或企業合 并、分立后，會導致納稅主體變更并發生各種不動產、動產的產權轉移，這一過程涉及營業稅、增值稅進項稅額延續抵扣等問題。

(2)企業重組的所得稅問題。企業重組若以股權轉讓、資產轉讓的方式進行，一般會產生重組損益。企業重組收益，應當繳納企業所得稅；重組損失，可在當期的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企業在重組時，若對已有資產進行評估，資產重估價值與原賬面價 值的差異部分，不作為企業損益。重組后企業的各項資產，除了在資產轉讓時受讓方所受讓的資產可按實際受讓價計入有關資產賬目以外，其他應按重組前企業的賬面歷史成本計價。如果企業為實現重組而對有關資產等項目進行評估，在重組后會計損益核算中按評估價調整了有關資產賬面價值并據此計提折舊或攤銷的，應在計 算應納稅所得額時進行調整，多計提的折舊或攤銷部分不得在稅前扣除。股權重組、資產轉讓其重組前后納稅主體沒有發生變化，因此，重組前企業尚未彌補的經營虧損，可以在合并后逐年延續彌補；一般企業合并、分立相關企業的虧損不得相互結轉彌補，但是適用于特殊性稅務處理的除外。例如，被分立企業所有股東按原持 股比例取得分立企業的股權，分立企業和被分立企業均不改變原來的實質經營活動，且被分立企業股東在該企業分立發生時取得的股權支付金額不低于其交易支付總額的85%，被分立企業未超過法定彌補期限的虧損額可按分立資產占全部資產的比例進行分配，由分立企業繼續彌補。在企業吸收合并和存續分立中，合并（分立）后的存續企業性質及適用稅收優惠的條件未發生改變的，可以繼續享受合并前該企業剩余期限的稅收優惠，其優惠金額按存續企業合并前一年的應納稅所得額 （虧損計為零）計算。

(3) 企業重組的其他稅種問題。企業重組時訂立的各種合同、重新領受的各種證照、延 續使用或重新開設的賬簿、重組企業資本變化等，應對照稅法的規定確定是否被納入了印花稅征稅范圍，以及如何計稅。各種不動產在重組中發生所有權轉移、進行過戶登記時，需按規定判斷其契稅征免情況，計繳稅款。企業重組所轉讓的股權屬于不動產或土地使用權投資入股形成的, 則要繳納土地增值稅。